一期“学点马克思主义”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转形问题”的讨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利润率平均化的倾向，会发生价格对价值的偏离，或者说在长期均衡状态下，商品的相对价格不会与商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全成比例。但是，只要我们了解了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间接劳动时间以及直接劳动时间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分割，便可以求出所有商品相对价格的唯一解。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的相对价格仍然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其各个组成部分来决定的。不仅如此，可以证明，利润率为正当且仅当剩余价值率为正，从而从数学上证明了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剩余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定理”。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且从统计分析中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并不大，劳动价值大约可以解释80-90%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化。

在以前的“学点马克思主义”中还简单介绍了资产阶级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不再使用价值的概念，但其实际上主张的是主观效用价值论，就是说，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归根结底是由人们从这些商品中分别得到的“效用”（或主观满意程度）来决定的。具体来说，当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时，两种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应当等于它们各自的最后一个消费者从最后一单位商品中得到的效用之比（即边际效用之比）。与劳动价值不同，所谓“效用”不是一个可以实际观察和测量的变量，完全是主观的、想象的，因而主观效用价值论也是无法用科学方法来加以验证的。

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家，也知道在商品能够提供“效用”之前，首先要被生产出来。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的生产是三种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共同合作的结果。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当长期均衡实现时（市场上供求平衡、企业达到最优生产规模并且企业既不会进入也不会退出某个行业），商品的价格会正好等于给所有生产要素的报酬，企业“利润率”为零（大致相当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企业的“超额利润”为零）。这时，各个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报酬会正好等于各个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即假定其它一切条件不变，将某一种生产要素增加到最后一单位时所能够带来的额外产出）。这些，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生产力报酬论的主要观点。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劳动和资本。就劳动来说，虽然工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上也没有得到与其边际生产力相当的报酬，但至少劳动的数量是可观察可计算的，较为复杂的劳动可以折算为较为简单的劳动（比如考虑到教育、培训等所需要的直接和间接劳动时间），劳动的边际产品（最后一单位劳动带来的额外产出）至少在原则上也是可以计算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报酬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等于其边际生产力的假说，至少还可以算是一种逻辑自洽、有科学讨论价值的命题。

但是，“资本”就不同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资本”不是一个单一均质的变量，而是由许许多多物理性质各不相同的“资本品”组成的。比如，工具、机床、卡车、办公用计算机、软件、厂房、矿山、办公楼、桥梁、铁路，等等，都是不同类型的资本品。

显然，要证明资本的报酬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就必须要能够计算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要计算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首先就要能够算出资本的总量（否则怎么知道“最后一单位”资本在哪里）。但是，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并没有抽象的“资本”，而只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资本品。

没有接触过经济理论的读者可能会奇怪，这有什么难的，用各种资本品的价格分别乘以它们各自的数量，再加起来，不就可以了吗。在公司会计中，确实可以这样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却不可以这样做。问题在于资本品的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前面说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消费品的价格取决于消费者在主观上得到的“边际效用”。至于资本品，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一定的资本品“值”多少是由其在未来能够给资本家带来的利润相当于多少资本可以提供的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比如，如果一家工厂建成后每年可以带来100万美元的利润，而利率是5%，那么，不考虑通货膨胀，这家工厂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值2000万美元；因为资本家的2000万美元，如果不投在这家工厂，而投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按照5%的利率，每年也可以得到100万美元的收益。

但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利率就是资本的报酬，所以在均衡条件下，利率等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最后一美元资本的边际产品），因此均衡利率要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样，资本品的均衡价格取决于利率，因而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但是如果不知道资本的总量就不能知道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而如果不知道资本品的价格就不能加总资本。这样，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就变成了资本品的价格由资本品的价格决定的循环论证。

要克服这种循环论证，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资本品实际上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样，就可以用过去劳动时间这一独立于资本品价格的数量指标来衡量“资本”。但是，这样做，就等于承认了劳动价值论，因而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无法接受的。

围绕上述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ㆍ萨谬尔逊与英国剑桥大学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琼ㆍ罗宾逊之间展开了大辩论，很多其他经济学家也参加了辩论。因为麻省理工学院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镇，英文即Cambridge。所以这场论战在经济学说史上也叫“两个剑桥之争”。

在这场论战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是所谓“技术再转换”问题。“技术再转换”问题最早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提出的。斯拉法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完成了《用商品的方法生产商品》这一重要经济学著作，但是一直到1960年才得以发表。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利率被认为是资本的价格。如果利率越低，就等于资本更加便宜了，资本家应该更倾向于采用资本密集的技术（就是资本-劳动比更高、自动化机械化程度更高的技术）。如果利率越高，就等于资本更加昂贵了，资本家应该更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的技术。比如有两种技术，A和B。如果利率高时，资本家采用A，利率低时，资本家采用B，那么，就可以很肯定地说，B是比A更加资本密集的技术，也可以说，与A相比，B代表更多的资本。

但是，斯拉法证明，在一定条件下（主要是各生产部门资本-劳动比不一致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利率从高位下降到一定程度，资本家可能先从技术A换到技术B。这时，应当得出的结论是，B与A相比包含更多的资本。但是，如果利率继续下降，下降到很低时，资本家会重新选择A；而根据第二个选择，又该得出结论，A与B相比包含更多的资本。显然，两者相互矛盾。这样，新古典经济学就无法在逻辑一致的前提下定义资本。

这场论战进行了许多年。最后，代表新古典学派方面的萨谬尔逊承认，“技术再转换”难题从逻辑上是无法驳倒的。在许许多多的经济学论战中，这大概是唯一一次由参加论战的一方承认自己的理论在逻辑上就是错误的。

“两个剑桥的论战”实际上推翻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理论基础。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仍然对此装聋作哑、佯装不知，继续在各大学的微观经济学课程中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毒害青年学生、诋毁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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